溱洧之滨，具茨山下，轩辕黄帝故里的所在地、郑韩文化的发祥地河南新郑，是人杰地灵、文化底蕴深厚的风水宝地。自古以来，“郑之圃泽多贤，东里多才”(《列子·仲尼》)，如郑子产、邓析、申不害、列子、韩非、韩信、张良、白居易、李诫、许衡、高拱、岳钟琪等，并创造出辉煌灿烂的郑韩文化。郑韩文化是中原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　　郑韩文化内容厚重，形态多样，既有法家、儒家和道家文化，也有独特的民俗民风和诗词文化。郑韩文化有着许多优良的精神品格：其一，变法改革精神。郑韩多为法家，如，郑子产铸刑鼎，把法律条文铸刻刑鼎，公布于众，便于百姓了解和遵守。邓析又改刑鼎为竹刑，将法律条文刻于竹板，不仅制作简便，省时省力，而且也有利于法律普及，更易于百姓接受。申不害重“术”，提出“修术行道”，“内修政教”，即整顿吏治，加强集权。他主张君主要“操生杀之柄”，实行独裁统治，还要“课群臣之能”，对群臣严加监督、考察和防范。韩非继承了申不害“术”的思想，并把法、术、势结合起来。他主张“事在四方，要在中央”(《韩非子·物权》)，建立君主集权制，结束诸侯割据的局面。他提出破除刑不上大夫、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，实施“刑过不避大臣，赏善不遗匹夫”即“法不阿贵”(《有度》)的变法措施。总之，从子产铸刑鼎到邓析刻竹刑、从申不害重术到韩非法、术、势结合，孕育了郑韩文化变法图治、改革图强的精神。

　　其二，求真务实精神。郑韩法家、儒家均有这种精神品格。韩非主张“循名实而定是非，因参验而审言辞”(《奸劫弑君》)。循名责实，才能确定是非;比较参验，方能获得真理。他反对没有经过“参验”的“前识”，只有摒弃主观成见、先验妄断，才能“虚以静后”，获得真理。元代许衡的务实精神主要表现在“时务五事”：立国规模，在民心、汉法;中书大要，在用人、立法;为君之难，要在“六难”，即践言、防欺、任贤、去邪、得民心、顺天道;农桑学校，富教并重;慎微治国，要在民志，即定民志、崇退让、节喜怒。明代高拱主张“事必求其实”(《问辨录》卷2)，治国理政要“务实而不务名”，“官修实政而民受实惠”(《掌铨题稿》卷18)。求实必须求是，因此，他又提出“虚心以求其是”(《本语》卷2)，坚持真理，摒弃谬误。“人苟是，便当从;如其不是，不从而已。吾苟是，便当守;如其不是，改之而已”(同上)。由此可见，从韩非的循名责实到许衡的时务五事再到高拱的求实求是，均表现出郑韩文化的求真务实精神。

　　其三，清虚无为精神。郑国道家列子是这种精神的典型代表。他在继承老子“致虚极，守静笃”(《老子》第16章)思想的基础上，提出“非其名也，莫如静，莫如虚。静也虚也，得其居矣;取也与也，失其所矣。事之破<石为>而后有舞仁义者，弗能复也。”(《列子·天瑞》)所谓“静虚”，就是摒弃名利、贵贱、得失，保持清静虚默，与“道”为一。故此，东晋张湛说：《列子》“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，万品以终灭为验;神惠以凝寂常全，想念以著物自丧;生觉与化梦等情。巨细不限一域;穷达无假智力，治身贵于肆任;顺性则所至皆适，水火可蹈;忘怀则无幽不照，此其旨也。”(《列子·序》)世界处于幻化之中，瞬息盈亏，暗中移易，终究归于寂灭，无所谓生死、有无、是非、成败，顺自然之性，持无为之状，便是“道”。显然，这是道家崇尚自然、清虚无为的精神。这种精神又造就了郑韩文化宽容大度、追求和谐的优良品格。

　　其四，除旧布新精神。这种精神品格在郑国民俗民风中有其体现。《韩诗》云：“郑国之俗，三月上巳之溱洧雨水之上，招魂续魄，秉兰草，袚除不祥。”(《宋书·礼志二》引)这即是“上巳节”的“袚褉”，指开春出游、踏青祛邪之意。如《诗经·郑风·溱洧》吟曰：“溱与洧，方涣涣兮。士与女，方秉蕳兮。女曰观乎?士曰既且。且往观乎?洧之外，洵訏且乐。维士与女，伊其相谑，赠之以勺药。溱与洧，浏其清矣。士与女，殷其盈矣。女曰观乎?士曰既且。且往观乎?洧之外，洵訏且乐。维士与女，伊其将谑，赠之以勺药。”诗文表现了上巳节男女愉悦之恋情。后来“袚褉”原始精神已失，反而是水边游春风俗大受欢迎。为此，高拱作《上巳袚褉解》：“盖袚之言除也，褉之言洁也。所以荡涤其旧染，而禳却其疢灾也。然岁时行焉，非独于暮春，亦无取于上巳也。乃后郑俗有执兰之事，而惟于上巳。巳之言祉也，所以昭受乎福祉也。而必于三月者，气淑景畅，可以除旧而即新也。”(《诗文杂著》卷1)可见，上巳节作为郑国的民俗民风，表现出除旧布新的气息。

　　总之，变法改革、求真务实、清虚无为和除旧布新作为郑韩文化的优良精神品格，对我们推进体制改革，坚持思想路线，化解社会纠纷，构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